本文作者為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王緝憲教授。文章轉載自《明報》觀點 (於2021年3月8日刊登)。

2019年初，國家發改委發布了一份重要文件（註），提出未來中國將推進以大都市圈擴張為長遠策略，推進經濟，提高國家競爭力，其中長江三角洲、粵港澳大灣區和京津冀都市圈為3個重點發展區域。這種把經濟和人口進一步集中到數個大都市圈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是世界上前所未有。外望大東京、大巴黎、大倫敦都市圈的發展，都是市場推動為主形成的。這個國家戰略將會對香港有很大和長遠的影響。

香港繼續得到眷顧

首先，香港是在這個大都市圈發展戰略之內的，意味着香港將繼續作為國家整體繁榮的一個重鎮，得到眷顧。在大灣區有3個經濟上的強勢城市，按照GDP總量排列是：深圳、香港、廣州。2017年以來，港深雙子城也已經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認為是世界第二大高科技創新能力最高的城市集群（第一是東京都市圈）。推動這個戰略，會讓本地區經濟繼續繁榮。由於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功能差異，香港定會因此受惠。

港深雙子城都市圈

其次，港深兩城相鄰，構成雙子城都市圈。2019年底深圳的常住人口為1343.88萬，管轄面積為1997.47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約6725人／平方公里。同期，香港常住居民為752.08萬，面積約1106平方公里，密度約為6800人／平方公里。大都市圈戰略會令到深圳人口總數繼續上升，也就是說，2021年，深圳的人口密度應該已經達到甚至超過香港的水平。而以這兩個相鄰城市約3100平方公里的範圍來計算，已經遠遠超過東京6100人／平方公里，成為世界上發達地區人口密度最高的都市圈。然而，微觀空間上，深港兩地完全不同：香港的建成區或者稱為城市用地，僅僅約276.5平方公里，佔全部土地面積的25%，深圳則為928平方公里，佔全部土地的46%。按照這兩個面積計算人口密度，香港為27,200人／平方公里，而深圳為14,481人／平方公里。換言之，一方面，比較香港極高的人口密度，深圳只能說是「很高」，雖然已經比世界上同規模的城市都高很多；另一方面，可以理解為，深圳在短短的40年發展期間用掉了近半的土地資源，而香港180年，因為種種原因，僅用了四分之一的土地。

香港這個所謂「真正市場經濟」之地，卻有非常嚴格的土地使用管制和先進的城市規劃，寸土寸金，把土地財富轉為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及有產階級名義財富增長的重要途徑；而深圳則因為發展太快，規劃趕不上變化，雖時而失控，然不斷改善至今，也被世界城市規劃界稱為奇蹟。

孰是孰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兩個城市都有向對方借鑑的地方。過去40年，深圳規劃師和政府官員經常來港學習：海怡半島、東涌等新居住區的建設，觀塘工業區的改造，港口機場以及公共交通系統的發展模式等等，把好的經驗帶回。相比之下，香港規劃界到深圳訪問的次數，只是近年來逐漸增加，但似乎更多的是了解對方在做什麼，卻並沒有去取經，比如為什麼深圳可以在南山區建成了與矽谷、第128號公路等地不同的，世界第一個高密度的創新科技園區？

環境安全需全面協作

第三，在環境安全和碳排放方面，香港需要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特別是深圳、東莞和廣州，全面協作。1990年代到本世紀初，「東莞打噴嚏，全世界感冒」的時期，香港空氣污染嚴重，港人記憶猶新。近10年香港空氣大大改善，一是因為珠三角特別是東莞和佛山大量污染較大的製造業遷出珠三角，二是香港NGO推動下中國政府實施了對整個大灣區沿海進出船舶用油的排放管制。今後，隨着人口和經濟活動進一步聚集大灣區，如何降低或者中和碳排放，仍然是巨大挑戰。這種區域性問題，仍然需要在區域層面合作才會成功。例如，邊界兩邊汽車用油的質量和價格差別仍然很大。徹底改善跨境車輛用油，要靠內地。再如，內地在發展新能源汽車，包括氫能源重型卡車拖頭方面，世界領先。香港特區政府或NGO是否應該促成整個大灣區提早實現更環保的「國六」排放標準？

當然，環境安全不僅僅是環保，更有公共衛生，比如當今新冠疫情，誘發了香港政府和大學對樓宇排水、通風系統的再認識和深入研究。內地一直對香港各大學對高密度居住區空氣流通等問題的研究高度關注，因為內地城市樓愈蓋愈高愈密，一旦公共衛生系統出問題，高密度的居住環境風險更高。正常情况下香港與珠三角跨境人流每天數十萬，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因此，大灣區範圍加強防疫的交流與合作需要特別重視。這種防疫，不僅僅限於公共衛生人員的經驗交流與互訪，在建築設計、社區規劃和城市空間規劃方面，雙方也必須加強互動與合作，確保在未來大都市圈發展對全社會而言是利大於弊。

註：《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2019年2月21日），bit.ly/3uI4Vcw